人生必知的三种对错观

撰稿人：张平良 总经理

人生必知的三种对错观

有一次，某知名高中的同学聚会上，同学们各奔东西20年，小有成就的同学不少，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或知名人士，在政府部门的任职有几位，自己创办企业的占多数。商同学成了当地知名企业家， 从政的黄同学成了当地住房建局长， 学法律的管同学成了法院院长，学经济的金同学成了经济学家。

聚会时，哲学老师刘老师提了一个问题： 坏人张山把好人李思骗到王武的没有锁门的工地上，李四不小心摔断了一条腿，成了跛子。这到底是谁的错？

法院的管院长说：“这当然是张山的错，这就是蓄意害人，没有什么好讨论的！”

住建局的黄局长说：“这肯定是王武的错，工地不锁门，让人随便进出，肯定是犯了错，要受处罚！”

有同学说：“自己家的工地，锁不锁门是自己的事，王武有错是冤枉。”

经济学家金同学补充说：“黄局长说得对，整个社会为避免李思被张山诱骗进入王武的工地要付出的成本，比王武把工地的门锁上的成本高得多，虽然惩罚王武会让其觉得冤，但是以后所有工地的拥有者就都会把门锁上了，于是这样的事情会大量减少。”

企业家商总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李思的错，假设你是李思，不管是谁的错，自己的腿都跛了，如果再来一次，你还会听张山的，去王武的工地不？”

这时候，哲学老师刘老师开始说话了： 你们讨论得很好，说出了我们每个人，必须知道的三种“对错观”。

第一，法学家的对错观。正如管同学说的，如果证据确凿，在法学家眼中，这就是张三的错。这种骗人害人的事情不能做。但是，这种“大快人心”的对错观，不一定能避免类似案件再度发生。——法学家做不到的事情，经济学家也许能做到。

第二，经济学家的对错观。 经济学家是从“社会总成本”的角度来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在谁。虽然有时这样的判断看上去不合理，但会比从“纯粹的道义”的角度更有“效果”。因此，王五的工地没有锁门，是没有做好安全防范措施，这就是王五的错。

第三，商人的对错观。对于上述情况，如果李思仔细全面想一想：不管是张三的错还是王五的错，我的腿都跛了，不管让谁承担责任，我的腿都无法恢复原样，自己是犯了很大的错。——从个体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，李思只能怪自己。

举一个例子。一个人走在人行斑马线上时，人行方向是绿灯，一辆卡车冲他疾驰而来，车行方向是红灯，旁边的人都大声呼喊，叫他让开，他却淡定地说：“他不能撞我。他撞我是违反交通法规的，他负全责，我就不让。”最后，这个行人被卡车撞死了。这是谁的错，当然是卡车司机的错。但是，这样的判断无法救回行人的命。行人那时应该这样想：不让，就是我错，因为我不让开我就会死。

再举一个例子。一个绑匪经过周密的计划，绑架了首富的儿子，首富以数亿元赎回了儿子。绑匪跑到首富的家中要钱的时候，与首富的一段对话却令人深思。

绑匪问首富：“你为什么这么冷静？”

首富回答：“因为这次是我错了。我的知名度这么高，但是没有做防备，比如我早上五点多去打球，没有保镖，没有司机，一个人开车，别人用几部车在路上就可以把我围下来，而我家里竟然一点防备都没有，我应该要反省一下。”

为什么首富说自己错了？明明是绑匪绑架了他的儿子，违反了法律，肯定是绑匪错了，所以绑匪接受法律的制裁。

但是，我们站在首富的角度来看，也许这种事情通过加强安保等措施是可以避免的，他却因为没有做，导致儿子被绑架，最终花了数亿元赎回儿子。还好最终破财消灾了，如果被撕票，儿子死了，那就更惨了。即使抓到绑匪并且判刑，也是没有什么用，损失已经发生，且无法挽回。所以，首富这个聪明人，已经认知到自己真的是错了。

首富的这种处事方法，在心理学领域，可由一个重要概念来解释，叫课题分离。“课题分离”理论由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提出，原意指要解决人际关系的烦恼，就要区分什么是你的课题，什么是我的课题。绑架索要赎金，是绑匪的课题，而因绑架遭受损失，是首富的课题。

上面的例子说明， 如果你是评论家，可以选择法学家的立场；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，可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；如果将要摔断腿或者被撞死的是你自己，我建议你选择商人的立场——“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”，因为“我的损失最大”。

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：判断损失发生后应该怪谁，就看谁因此损失大。

一件事情出现不好的结果时，责怪、埋怨、后悔都是无用的，它们改变不了结果。